黄乃(中国汉语盲文的创造者、盲文教育家)

黄乃（1917年1月-2004年1月30日），原名黄一寰，后改为黄鼐，为书写方便再改为黄乃，中国共产党员，世界语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盲文的创造者，中国汉语盲文专家，盲文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湖南长沙人，为中国民族革命先驱黄兴之遗腹子。

20世纪30年代，黄乃留学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并奔赴延安市，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研究室日本组组长，《解放日报》敌情副刊主编，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主任。1937年，黄乃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失明后，潜心研究盲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乃历任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处长，中国盲人福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第二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提出了“新盲字方案”，1953年经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此后对盲文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带领一批热心盲文的改革者，经过近20年的研究、实验，1992年完成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设计，1995年经国家5部委批准开始在全国推广试行。但“双拼盲文方案”后来相继被“现行盲文方案”和《国家通用盲文方案》所取代。1999年，出版论文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

黄乃获得国务院第一批颁发的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奖状和政府特殊津贴。他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享受此项殊荣的唯一一个残疾人。黄乃是新中国残疾人事业，尤其是盲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同时也是新中国汉语盲文的发明者。在新中国盲人福利保障、就业促进、盲文出版以及特殊教育等诸多领域，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7年1月，黄乃出生于上海市，湖南长沙人，他的父亲是中国民族革命先驱黄兴。黄乃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跟随母亲扶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了家乡长沙市，在长沙度过了他的童年。黄乃毕业于长沙楚怡小学，跳过两次班，毕业时拿了第一名。那时候，黄乃眼睛就已经近视了，度数大概有500度，家里人出于对他视力的考虑，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看书，但他实在喜爱阅读，经常偷偷的看书。

读完小学后，黄乃和母亲一起来到南京。1934年，当黄乃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时，由于意外事故，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右眼从此失明。事情源于他在中学时期参加的一场球赛，比赛中他不幸被足球踢中右眼。事发后，他的二哥黄一中陪着他四处寻访名医进行治疗，可惜最终还是未能挽回视力。家中的长辈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忧虑不已。毕竟黄乃是黄兴先生的遗腹子，黄家上下一直对他呵护备至、疼爱有加。不过，黄家人性格宽厚仁慈，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去责难那位闯祸的学生。因为这次意外，黄乃耽误了一年多的学业。后来，当他在南京中学毕业时，他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兼同乡好友李锐，早已考入武汉大学水利专业开始学习了。

黄乃右眼失明后，回到长沙市休养，这期间他接触了一些进步青年，参加了他们创办的《文友》杂志的撰稿和编辑工作。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仁人志士都在寻找国家民族之出路。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使黄乃深受鼓舞，1936年4月，为了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踏上了留学东海之路。

求学经历

1936年，黄乃东渡日本留学，他原本日语基础就不错。在他就读日本大学社会学专修科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日本世界语教师，日本著名的左派领导人中桓虎儿郎。这位老师给他讲授世界语，还给他介绍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新思想。在这位老师的影响下，黄乃刻苦地学习世界语，开始阅读世界语进步书籍。3个月后，黄乃参加了进步留日学生举办的“现代问题座谈会”，并加入了世界语进步团体“留日世界语协会”。

此时的黄乃思想很激进很活跃，他多次参加了东京举办的各种世界语进步活动，还结识了留日的中国世界语者刘仁和他的妻子日本著名的世界语女作家绿川英子。同年10月，他在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他负责两个团体的领导工作。并积极地组织各种活动。1937年黄乃在日本大学社会学专修科学习世界语时参加了世界语者学会，并成为该组织的负责人之一。1936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终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使日本政府加紧了侵略中国的准备。

1937年在日寇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白色恐怖。进步刊物《东流》《诗歌》等遭到查封，负责人被抓。黄乃也因涉嫌左派世界语进步活动，于6月21日被日本警视厅逮捕。黄乃被日本当局抓捕的消息，惊动了日本各界。就在日本进步人士和世界语者设法营救黄乃的同时，他父亲黄兴生前的友人前田九二四郎出面保释，3周后黄乃才被释放。

延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黄乃回到上海市，投身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之中。同年11月，黄乃来到陕西省三原中学任教，并在这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黄乃一生的重要转折点。1938年，因为工作需要，黄乃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黄乃到了延安以后，他先后在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日本问题研究室工作。黄乃在日本问题研究室工作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精通日语的他夜以继日地翻译日文报纸、杂志，从事对日本问题的研究工作。

黄乃与庄栋、徐敬五等一批青年世界语者聚集在延安，在黄土高原上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他们用世界语进行抗日宣传，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讴歌了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在他们的努力下，1938年5月6日，成立了延安世界语协会，这是在红色边区成立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

双眼失明

解放战争期间，黄乃跟随党中央转战南北。他任劳任怨，不顾自己的眼疾，没日没夜地工作。1948年春天，黄乃随中央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黄乃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又脱落。1950年仲夏，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安排下，他到苏联接受眼疾的治疗，在莫斯科求治视网膜剥离症，但为时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双眼都失明了。

创制推广盲文

在莫斯科住院期间，黄乃多次地听到了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双目失明后坚强为党工作的故事，鼓舞了他。一次，他有机会结识了莫斯科盲校的一位女教员，使他很快地掌握了盲文点字的摸读和书写方法。

1950年底，黄乃从莫斯科回到中国，带回了两套写字工具：盲文写字板、盲字笔及英文盲字字母控股。经过不懈努力，他研究出了一套以普通话为基础、北京语言为标准的现行拼音盲文新方案。他创办了盲文刊物《盲文月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肯定。

这套盲文方案刚刚推广不久，黄乃就发现了这套盲字的缺陷。首先是标调问题，把“旗上大书”读成“骑上大树”就是黄乃在自己的阅读实践上闹出的笑话，所以创制新盲字，首要解决的就是汉字的声调问题。其次，现行盲字没有妥善解决拼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于是黄乃大胆而决然地否定和颠覆了自己创制的现行盲字，到1975年五一节，一套后来被命名为“汉语双拼盲字方案”的基本设计就显出了雏形，其后不断完善，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试验。这个方案巧妙地将国际公认、最便利于盲人摸读的盲文形式同汉语的民族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它最大限度、综合平衡地实现了“词形清晰、音义准确、少方少点、好学好用”四条设计标准。

1980年，黄乃举家回到北京，身体状况和心态都恢复了健康。他与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吴亮、语言学家陈竞雄教授，中国盲聋哑协会的李大芳同志一道探索与设计《汉语双拼音盲字方案》。

为了推进汉语双拼盲文，黄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盲人月刊》等有影响的媒体上陆续发表《请允许盲字改革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别再让我们后代盲人“猜谜”了》《把我国的拼音盲字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等等旗帜鲜明的文章，彻底颠覆自己1953年创制的现行盲文。

1984年除夕，黄乃为“汉语双拼盲文”受到的阻力而苦恼，万家团圆庆佳节的时刻，黄乃奋笔上书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文改会把非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汉语双拼盲字》视为‘异端’，有人竟解释为违法和违背国家方针的，喊叫盲字改革的方向是‘汉语拼音化’，其实，他们忘记了盲字改革的目的应为提高其使用价值，提倡其社会效能。这种明盲不分，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实在有损于盲人利益。”

黄乃历经20年的研究与试验，新设计的《汉语双拼音盲文方案》，终于在1995年经国家五个部委批准，开始在全国推广。

任职

1953年后，黄乃历任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首任处长、中国盲人福利会专职副主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后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副主席等职。

逝世

2004年1月30日，黄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个人生活

黄乃一生经历过四次婚姻，前三次都因为各种原因被女方所背弃，几乎使他精神崩溃，并一度患过精神分裂症，但他终于从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后不仅获得了美满的婚姻，而且事业上卓有成就。

第一段婚姻

在延安，黄乃与向明结婚。向明性格活泼，又是黄乃的初恋，在延河边曾留下他一生中许多珍贵的记忆，他深深地爱向明。向明在爱情上对黄乃的背弃，曾使黄乃痛不欲生。1947年10月，黄乃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市，转移到山西林县后甘泉村时，黄乃曾写过一首诗《将失偶》，表达当时的心境：“雨急鸣深树，风邪逐暮鸦；望穿书不至，何处可为家？”

第二段婚姻

新中国建立之初，黄乃与他在延安敌工研究室工作的老同事庄涛建立了第二次婚姻，并生下儿子黄庄平。不久，庄涛调外交部工作。庄涛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女人，工作十分忙碌，还拖着个吃奶的孩子，根本没时间照顾黄乃，而黄乃也无力为她分劳，经过冷静的思索，庄涛提出与黄乃分手，这次短暂的婚姻，对黄乃的打击远不如向明留给他的重大创伤。

第三段婚姻

1953年，中国知名女记者彭子冈撰写并发表了一篇长篇访问记，详细介绍了黄乃的相关事迹。该访问记在《中国青年报》刊出后，引发广泛关注，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省电台也对该访问记进行了广泛播送。一时间，黄乃的名字传遍全国。未曾想，这件事引起了西南一座小山城里一位名叫蓉的广播员的注意，她对黄乃心生好感，随后给黄乃写信表达敬仰之情。收到黄乃回信后，蓉再次来信，倾诉自己对首都北京的向往。不久后，蓉来到北京，与黄乃走到一起，二人迅速步入婚姻殿堂。黄乃曾说：“如今我的生活中多了一个人，或许就是你所说的忠实朋友吧。她能帮我驱散孤独与寂寞，我也会助力她在政治上不断成长进步。”然而，现实与期望相悖。这段看似平静的生活仅维持了两年多，蓉的态度便发生转变，她开始在家中吵闹，家庭氛围变得紧张，这让黄乃陷入狼狈境地，生活陷入低谷，身体也日渐消瘦。

后来，组织介入协调，满足了蓉的要求，保送她进入大学深造。但进入大学后，蓉与同校一位班干部同学产生了感情纠葛。当时，蓉虽未与黄乃离婚，偶尔回家时还会与黄乃有亲密举动，而黄乃对待这段感情十分认真。后来蓉意外怀孕，于是黄乃的第三个儿子黄舆群出生。由于黄乃无力亲自照顾婴儿，黄舆群自幼便被送到四川省的一个小山城，由外祖母抚养。蓉与黄乃离婚后，跟随那位同学离开。这段婚姻给黄乃带来了极大困扰，对他在盲文改革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造成了不小干扰，致使相关工作进度推迟，实在令人惋惜。

第四段婚姻

1961年春节，黄乃与安琳结婚。这是黄乃的第四次婚姻，也是他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换点。婚后的四十三年里，安琳不单是他忠实的妻子，给予他生活上很大的温馨，而且是他事业的得力助手。黄乃曾在他的专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要衷心感谢与我同甘苦、共命运，朝夕相处已逾38年的妻子安琳同志，她不但从精神上不断鼓舞我，而且还担负了大部分念稿、选稿、修稿、誊稿、复印等等复杂任务。”

安琳，原名王玉玲，1918年在天津市出生，比黄乃小一岁，是地道的北方女性。她曾是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师范部的学生，在求学期间积极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安琳前往延安市进行学习和工作。1943年，她进入八路军一二0师战斗剧社。抗战胜利后，她继续在文化宣传领域发光发热。1953年，安琳调至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主编内刊《业务通讯》，之后又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主编等职务，直至1982年离休。

在和黄乃步入婚姻殿堂之前，安琳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经历。与黄乃结婚后，二人育有一女，取名小妮子。如今，小妮子正在日本留学，她性格温和、为人宽厚，颇有父亲黄乃的风范，容貌也与黄乃十分相似。

主要成就

创制盲文

中国最早的盲文叫做“康熙帝盲文”（俗称408），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外国人为了对中国的盲人进行宗教宣传，研制了一套以南京音为标准的“心目克明”的盲文，取代了“康熙盲文”。但是这套盲文仅仅起着汉字注音的作用，不分字词，本身没有一套能够书写祖国语言文字的科学的拼音文字规则和体系，也不直接反映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和语言的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黄乃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不断探索。

1953年，黄乃终于设计出一套以普通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实行分词连写的拼音文字《新盲文方案〉，他成功了。黄乃的《新盲文方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同年通过了国家批准，向全国普遍推广。从此，中国的盲人有了统一的文字。全国实行统一的盲文又为盲文出版事业创造了条件。

黄乃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布莱尔”“中国盲文之父”。《新盲文方案》实行不久，黄乃便开始了新的研究，对现行盲文进行改进。黄乃设计的现行盲文是参照布莱尔盲文设计制定的拼音文字，而中国的汉字本身却是一种丰富而复杂的表意文字，具有大量的同音字、多音字，同时还存在一字多形、一形多词的现象，再加上声调在汉语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现行盲文虽然基本形成了分词连写法的规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区分同音词的问题。黄乃认为，现行盲文需进一步改革，以提高盲人获取科学文化知识的准确性与效率，并更充分呈现汉语的语义内涵。

黄乃在已完成现行盲文方案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革。尽管部分观点认为改革意味着否定既有成果，他仍继续推进，目标是提升盲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效率，并改善其信息获取条件。1975年，黄乃与扶良文一起提出了“带调双拼盲文”方案（即七五方案），这一方案不但继承了现行盲文分词连写的特点，而且全面改革了拼音体系，根据汉语语音的民族特征安排了字母控股；在两方音符以内解决全面标调的问题，使盲文具有“词型清晰、音文准确、少点少方、好学好用”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准确地掌握普通话，而且可以将古典文献、文言文作品等翻译成盲文。1975年以后，有关部门又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对黄乃的盲文方案进行调整和修订，使其更加科学、精密。黄乃的“七五方案”研究设计成功，开创了中国盲文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黄乃历经20年的研究与试验，新设计的《汉语双拼音盲文方案》，终于在1995年经国家五个部委批准，开始在全国推广，被誉为“中国盲文之父”。中国盲文出版社以他创制的文字出版了几千种盲文教材和读物，给无数盲人带来了光明。

盲文出版社

1953年，黄乃与张文秋等创建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是中国唯一为全国1700万盲人提供各类文化产品的综合性公益出版机构，是国家首批无障碍格式版服务机构、中国首次加入无障碍图书联合会全球图书服务的被授权实体。自1953年12月开展工作以来，中国盲文出版社切实履行全国盲人文化、教育和科技资源中心职责，形成了包括盲文读物、有声读物、大字图书、口述影像作品、数字资源等多形态无障碍格式产品体系，自主研制了盲文电脑、盲文点显器、智能听书机等系列盲用信息化产品，以及满足盲人学习、生活、文化休闲等需求的各类用品用具，盲人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到县级城市，彰显国家公益性出版和人道主义传播基地效能，是展示中国人权形象、体现社会文明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窗口。

用世界语宣传中国

黄乃留学日本，自学世界语。1938年5月6日，黄乃与庄栋、徐敬五等一批青年世界语者成立了延安市世界语协会，这是在红色边区成立的第一个世界语组织。他们用世界语进行抗日宣传，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讴歌了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犯下的侵略罪行。他与其他的世界语者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双眼失明后，黄乃用盲文世界语与国外的盲人世界语者通信，并收集各国的盲文字母控股。他又与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和国际世界语协会联系，结识了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副主席罗拉博士。在初步掌握盲文世界语后，黄乃又接着向盲文世界语写作高地进军———他开始用盲文世界语创作，向国外的盲文世界语刊物投稿，介绍新中国的建设和古老的中华文化，填补了中国盲人学习盲文世界语的空白。

社会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乃历任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首任处长、中国盲人福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第二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作品

1999年，黄乃出版论文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

所获荣誉

1991年，黄乃获得国务院第一批颁发的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奖状和政府特殊津贴。他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享受此项殊荣的唯一一个残疾人。